从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看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

江怡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年第11期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将于年8月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这个看上去很具有儒家思想风格的主题自发布之后，在国内哲学界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认为，这个主题符合儒家思想传统，加之本届大会在中国举行，因而使得这个主题更容易被解释为此次世界哲学大会将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更有甚者，这个主题还被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哲学文化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等等。由于笔者全程参与了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申办、筹备和日程安排等工作，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对此次世界大会主题的解读，说明这个主题的真正涵义，由此解释当代哲学语境中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并对当下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做出一些分析。

解读“学以成人”的涵义

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致辞中，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对本届大会的主题做了如此的阐释：“世界文化、全球化以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在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生存和环境的挑战”。他希望，本届大会向着跨文化的理解迈出重要的一步。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和校长林建华在致辞中也表示，围绕这个主题，全世界的哲学家们可以展开多种维度的关于人的思考。他们说，“当代世界，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在享受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张、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以及个体生命内部的紧张，需要哲学家的智慧来加以化解。没有谁能够提供一个简单而现成的答案，但是理性的思考和对话可以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成就一个更适合这个时代的生命。”这些话可以说是很好地表达了本届大会主题的基本理念。

大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杜维明先生在大会启动仪式上致辞指出，“哲学不仅是理性思辨、自我反思，追求真理和意义的学问，也是学做人的学问。‘学以成人’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认知，也是行为。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一个网络的中心点，也是另一个中心点的组成部分。学做人，必然牵涉他者，如家庭、群体、民族、社会、国家、宇宙。从生物人到文化人、文明人、政治人、经济人、生态人，等等，包括各种人物角色的转换，人始终处在转化和被转化，塑造和被塑造的变化过程之中。”这向我们表明了本次大会主题的现实意义。

虽然以上学者们都对本届大会主题给予了充分说明，但在他们的说明中却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维度。从以上的阅读和在启动仪式上不同学者的阐释中，我们大致可以读出以下内容。

第一，“学以成人”是回应时代问题的挑战。的确，当代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回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以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更新说明哲学的时代使命，这似乎也成为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这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内容，却总是使人感到不解和不安。不解在于，“学以成人”原本是用于说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根据和理由，也是个人进入成熟的过程和途径。把这个关乎个人成长的说明，解释为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回应，这似乎抬高了这个命题的原本含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个人的成长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用这个关乎个人成长的命题去阐述时代问题的挑战，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论语》中讨论“学而”和“成人”，还是《荀子》中的“劝学”论述，孔子和荀子都把“学以成人”的思想解释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积以成圣”的目的。显然，即使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学以成人”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操守，突出的是德性能力的培养，这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距离相去千里。杨国荣曾指出，“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狭义之“学”主要与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相联系，以“成人”为指向的广义之“学”则以知与行的统一为其内容。这一视域中的“学以成人”相应地意味着：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也关乎性与习的互动。这些都无法被解释为该命题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更准确地说，这个命题与时代变化无关，而只是与个人的道德养成有关。

第二，“学以成人”是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说这个命题只是与个人的道德生活有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地解释，由于个人的道德生活是与社会时代变化密切相关的，因此，道德养成也应当与社会和时代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学以成人”就自然地被解释为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然而，这种把道德理想与社会责任混为一谈的做法，实在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命题的含义。我们知道，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个人的义务要求，而不是个人对社会的道德准则。没有尽到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符合准则，而只是没有履行义务而已。因此，对责任的要求不能代替道德的目的，同样，道德上的准则也不能取代社会的责任。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把“学以成人”这样一个道德准则解释为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显然就是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地说，如果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这种混淆的理由，这可以说明“学以成人”这个命题本身的含义，但却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命题作为本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用意。固然，我们可以把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理解为本届大会的主旨，但这显然并非“学以成人”这个命题所表达的用意。换句话说，把“学以成人”解释为哲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是削弱了这个主题的深刻内涵，把一种道德准则降低为一种义务要求，也违背了“学以成人”这个命题的最初意义。

第三，“学以成人”是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典范。应当说，这种解读方式再次表明了我们思维定式的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理论似乎从来就是与现实分离的产物，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似乎就离开了现实而成为独立的思维形式。这种“非此即彼”二分法思维定式始终是我们判断理论力量的重要标准：理论似乎只有与实践相结合了，理论才会具有更大的生命力。然而，这又是一种混淆的结果，即混淆了理论形成的根据与理论的现实作用。的确，理论的形成依赖于我们的现实实践，理论来自于我们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但这不同于我们在现实中运用理论去解释和说明实践活动。事实上，一切实践活动都存在理论的指导和帮助。没有完全不需要理论指导的实践，如同不存在完全不需要实践就可以形成的理论一样。

因此，理论与实践从来就不是完全分离的，相反，两者始终是一体的。我们习惯于把这两者分离开来，然后再强调需要两者的结合，这种思维方式恰好暴露了我们“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我们总认为只有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就可以摆脱把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困难。但事实上，这种分离本身就是我们的结合思维制造的结果：没有分离也就没有结合的必要。然而，仔细考虑一下，这种看似合理的结合其实不过是为某个理论的现实作用提供某种合法性根据，也是为自己理论的合理性提供有效性说明。换言之，这种貌似有理的结合不过是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其实，“学以成人”这个命题，如果不考虑它的口号效应的话，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的制高点。因为，当我们把“学以成人”理解为是对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的话，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学以成人”是当今哲学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但是，这仍然是把“学以成人”当做一种具有某种道德意义的标准，违背了该命题被用于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意图。

第四，“学以成人”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正是由于我们赋予了“学以成人”这个命题如此多的含义，因此，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学以成人”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哲学的重要贡献。然而，这仍然是一个臆想多于实际内容的判断。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话题。而断定“学以成人”是这样一个贡献，就是把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做了一个定论和讨论其他问题的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讨论的基本逻辑的。其次，把“学以成人”断定为这样一个贡献，似乎是在表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贡献，这又排除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其他思想流派的贡献。当然，我们这样说似乎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把“学以成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哲学的主要贡献，这已经是把未经论证的结论当做一个讨论的前提加以接受了，而且把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一种思想传统当做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这样的做法很难被看做是一个君子之为。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用一个具有明显儒家思想传统痕迹的提法作为世界哲学的主题，这似乎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最后接受了这个主题，并非表明他们认同了这个主题所可能包含的儒家思想传统，而是对该主题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对此，我们后面会详细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我们按照中国人的特有方式去理解作为世界哲学大会主题词的“学以成人”时，我们就已经为自己设定了某种独特的话语系统和思想方式，也就比其他没有设定某种特定系统和思想方式的人们更容易背离这个主题的真实涵义。

莫兰教授致辞

那么，“学以成人”的真实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国外学者对这个主题的解读吧。如前所述，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本届大会的主席莫兰教授在给本次大会的欢迎词中已经清楚地解释“学以成人”的现实涵义。在年8月13日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上，莫兰教授进一步阐发了这个现实涵义。他说：“我们正处于各种各样的全球危机之中——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信仰和价值的危机。人类的各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宇宙整体的关系——到处都受到如此大规模的挑战，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单一语言共同体能够独自面对。我引用来自我自己的古爱尔兰语的一句谚语：‘我们生活在彼此的影子下。’现在我们是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我们的学术实践必须反映这个新的现实。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东西需要相互学习。整个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恰当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相互学习的承诺，以及我们为了整个世界的进步、和平以及和谐而一起发展我们共同人性的意愿。”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卢卡·斯卡兰提诺教授在启动仪式上的发言中也指出，“哲学似乎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寻找新的概念工具，来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社会和伦理的复杂性。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离开中国在哲学、文化以及精神方面难以估量的文化和理论遗产，我们通常所谓的“哲学”就是极其有缺陷的。”同时，他特别强调，“由于哲学自身全面的包容性和巨大的学术影响，本届世界哲学大会意味着一个历史性契机，让我们重新评估哲学的意义，增加哲学概念的文化复杂性和理论多样性，并且以如此多样、开放和包容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如果不是我们哲学所有领域，那么至少是大多数领域的核心关切。”

卢卡·斯卡兰提诺教授致辞

虽然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对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所产生的重要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们主要是从世界哲学和文化的发展角度对本次大会的主题给予了阐述说明，尤其是突出了这个主题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即超越了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想背景，超越了不同意识形态观念，超越了不同地域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充分展现自己对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和领域的不同观点和认识结果。这个共同的平台就是世界哲学大会本身。

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哲学大会其实就是让不同的人在一个共同的地方展现自己哲学思想和观点的舞台，而不是一个传播和宣传某种哲学思想的阵地，更不是一个以某种哲学传统为核心或指导引领参与者对某些问题达成一致认识的哲学宣传工作。从历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举办情况看，几乎每次大会的主办方都努力表明大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坚持人类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当然是指具有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背景的我们）赋予本届大会主题的深远意义和沉重使命，反而更容易被误读为在宣扬儒家哲学传统，或者是有意凸显儒家哲学的教化作用。我们原本是好意推崇本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办的历史意义，这样的解释却是与世界哲学大会的举办意图背道而驰了。

最后，我们需要从字面意义上解释一下这个大会主题的涵义。最初，这个主题的提出是以英文方式表达的，即LearningtobeHuman，中文的“学以成人”是对这个英文表达式的中文翻译。由于在西方语境中，TobeHuman这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这个主题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成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人”概念的理解就决定了“成人”概念的解释。西方人对“人（human）”概念的理解有了多年的历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得西方人对“人”的概念有了与古代截然不同的理解。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加“人”与“非人”（包括一切其他动物、生物和人造物）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对“人”概念的更是转向了与人类相关的具有人工智能特征的创造物，并进一步讨论人类本身存在的宇宙论根据。这些变化表明，西方人对“人”概念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的理解，或者说，不是把“人”概念理解为与社会形成对立的个体。这些理解显然与我们中国人对“人”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何怀宏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中“人”概念的反省，提出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的理解。他认为，“传统儒家的‘成人’之学能够转化的一个关键是：它同时也是一种‘为己之学’。它也明确地自视为一种‘为己之学’，这意味着即便在古代最强势的时期，儒家也并不打算在全社会强行其‘希圣希贤’的道德，它的君子理想向几乎所有人开放，但实际只有少数人能够甚至愿意进入，因为它需要一种更高的文化能力和更高道德标准的自我约束。”“儒家的‘成人’路径或可说是一种‘学以成人，约以成人’，即最终能够趋于道德自由之境的人们，主要是通过一种自我的学习和功夫，通过一种和神圣、社会与同道的立约，通过规约自己而最后达到自由的自律。”

杨国荣则指出，“理解人的以上视域，在中国哲学中首先与人禽之辨相联系。‘人禽之辨’发端于先秦，其内在旨趣在于把握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人禽之辨’同时表现为‘人禽之别’。就其以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为关切之点而言，‘人禽之辨’所要解决的，也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人的以上把握，在中国哲学中往往更概要地被理解为‘知人’。这里的‘知人’既涉及人禽之辨，又在引申的意义上关乎人伦关系的把握。作为人禽之辨引申的‘知人’，在中国哲学中常常与‘为己之学’联系在一起。此所谓‘为己’，并不是在利益关系上追逐私利，而是以人格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充实、自我提升为指向。这一意义上的‘学’，旨在提升自我、完成自我，可以视为成就人自身之学。与此相对的‘为人’，则是为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学’，其言与行都形之于外，主要做给别人看。在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背后，是对成就人自身的。”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对“人”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从“人禽之辨”出发的，而“知人”则是“为己”，不是“为人”。这样，“人”的概念就有了两种涵义：其一是作为与动物相别的人类，其二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他人。这两种解释都与西方人对“人”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用英文提出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LearningtobeHuman”的时候，西方学者并没有表示反对，反而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主题。显然，在他们心目中的“人”的概念与我们所理解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说，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了“Human”这个概念，这才导致了在解释上的分歧。

当然，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无论是“LearningtobeHuman”还是“学以成人”，其实它们都不过是为本届世界哲学大会搭建的一个平台而已，就如同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反思今日哲学”一样，是一个完全没有确定意义和实指内容的口号而已。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哲学传统出发去解释这个主题，而不必要强行把某个解释当做这个主题的唯一解释。所以，我们认为，“学以成人”这个中文翻译并不是一个最为恰当的翻译，而只能说是在其他各种翻译中能够被接受的译名而已。

从世界哲学大会

看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

自从年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团参加了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随后的历届世界哲学大会都有中国学者参加，人数从最初的数人到百人。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学者参加人数达到余人。我参加了第22和23届世界哲学大会，对大会的主题和具体情况有所了解，还曾在会议结束后发表文章介绍会议情况，并围绕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做了多次报告讲座。我想就这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谈谈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哲学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普遍重视。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家们都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理论的建构，从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开始，哲学家们的目光转向了现实生活，特别哲学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反思当今哲学”，第23届大会主题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第24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今世界哲学的主要方向。在具体的论题设置和分场讨论中，两次大会的内容都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一个是关于现实政治的哲学反思，如政治哲学专题共有22场；一个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因此环境哲学专题与圆桌会议有12场；还有是对哲学形而上学研究的继续，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专题有14场；此外就是东西方哲学的互动，涉及东西方哲学专题和分会场的有51场。

在第22届大会上，四场大会发言就分别讨论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问题，如民主、正义和全球责任等；还讨论了形而上学和美学的问题，如实在、美和生活的意义等；还有哲学史和比较哲学的问题，如传统、批评和对话；以及认识论、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如知识和文化等。所有这些讨论都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韩国、法国、墨西哥、日本、喀麦隆以及非洲象牙海岸等国家的哲学家在大会上共同表达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强烈。大会特别组织的专题研讨会还专门讨论了全球化和世界主义、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冲突与宽容、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未来世代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当今人类生活的现实环境，对它们的哲学思考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来自俄罗斯、布基纳法索、加拿大、瑞典、芬兰、塞内加尔、德国、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例如，俄罗斯的丘马科夫（AlexanderChumakov）就指出，全球化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世界问题，如何在这种世界变化中保持每个民族的文化同一性，就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巴特勒（JudithButler）认为，从东西方的不同视角看传统与现代性，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概念，这表明我们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理解必须放到不同文化背景中考察，因而没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哪一种理解更为正确。加拿大的葛隆迪（JeanGrondin）、塞内加尔的戴耶（AloiseN’Diaye）和美国的拉斯姆森（DavidRasmussen）在讨论冲突与宽容的关系时，共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前，只有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才能最好地体现人道主义的精神。而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五个分主题是：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当代哲学的时代。

其次，在研究动态上，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分别出现了这样四个转向，即从理论到实践、从哲学到科学、从观念到生活和从认识到方法。这些转向分别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全面复兴、物理主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启蒙的观念仍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以及哲学论证的逻辑力量得到充分体现，等等。当今世界哲学占主导地位的的确是实践问题的面向，一切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讨论都会引起哲学家们以及哲学爱好者们的极大兴趣。应当说，这种哲学研究中的实践转向，正是哲学研究回归本身作用的体现。哲学的实践转向不仅是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且体现在科学研究领域。当代哲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自身的进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密切，以至于离开了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就会成为不可理喻的事业。

在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在大会组织的多场分组讨论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哲学家们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对哲学的当代功能进行了诠释。在已有的哲学分支学科的分组讨论中，哲学家们主要围绕专业领域中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几乎在每一个讨论现场都是问题不断，争论激烈。

出于专业兴趣，我主要参加了语言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本体论的分组讨论，并在形而上学的分组中发言。虽然这些分组讨论侧重于哲学理论问题，但其中仍然大量地涉及哲学的现实作用。例如，对认识活动的语境化问题的讨论，就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寻找认识活动的共同规律的问题；同样，对语言中的意向性研究也关涉到说话者之间的德性交流，即分配的意向性。在形而上学的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的话题涉及到了混沌理论在当代的应用、生物宇宙论问题、形而上学在当代的复兴、对时间和空间的当代思考，等等。还有一些分组讨论涉及到当代形成的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如儿童哲学、性别哲学、体育哲学、气候伦理学、哲学史学、比较哲学、认知科学的哲学、交往和信息哲学、心灵哲学、自然科学哲学等，这些哲学分支大多明显地表现出把哲学研究与当今世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的主导倾向，或者说，正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才产生了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反思各门科学研究成果的要求。

当然，在所有的分组讨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社会政治哲学的讨论。围绕这个领域中的问题，大会专门安排了每天两场分组会议，集中探讨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了：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地位、当代政治实践中的宽容、保守主义的价值与集体主义的认同、当今世界暴力活动中的目的与手段、世界多元文化中的统一性、自由民主与公共理性、平等与不平等、世界主义与少数人的道德、正义的战争与当代军事冲突，等等。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为当代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证明或理论辩驳，而且为政策制定直接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所以，在这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关于社会政治哲学领域的问题和讨论始终是哲学家们的热点和焦点。

右为FISP秘书长卢卡·斯卡兰提诺先生

再次，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并存；从西方中心转向世界哲学；从隔膜冲突到交流对话；从理论建构到问题解决。的确，在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上，当代西方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得到了极大地扩展，不但有对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更加细化，而且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出现了如下一些新兴的哲学分支或研究领域：发展哲学、全球化哲学、环境哲学、哲学与文学、哲学与语言学、比较与跨文化哲学、行动哲学、身体哲学、神经科学哲学、儿童哲学、体育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哲学与心理分析、通信与信息哲学等。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上，当代西方哲学以及整个世界哲学的变化就出现在从西方中心转向世界多极的格局，许多以往没有引起国际哲学界重视的地方性哲学开始逐渐登上世界哲学舞台，特别是印度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非洲哲学、拉美哲学、韩国哲学、日本哲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性哲学，逐渐变成了国际哲学界的热门话题。

这就导致了当代哲学逐渐从隔膜冲突转向交流对话，特别是在东西对话、南北对话以及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对话。这些交流对话使得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寻找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途径。因此，哲学研究从理论建构转向问题解决，就变成了哲学家们的一种共识。哲学家们共同的问题主要但不完全包括：人道主义的当今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挑战、中国哲学作为德性伦理的可能、宗教对人权的障碍、亚洲文化对世界哲学的贡献、个人与社会变化中的哲学治疗、工程化奇点（theengineeredsingularity）的哲学问题（未来人类的问题）、欧洲危机的现实出路、全球正义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哲学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国家间与全球的身份认同问题、世界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对话、自由与暴力、国家善治与人权问题、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等等。

例如，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要特点就是“多元化”，特别是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哲学家共同表达了自己的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主张、以及特征。甚至有的哲学家提出，当今世界哲学的地域应当以东方哲学来划分，即分作东方哲学和非东方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和非西方哲学。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杜塞尔（EnriqueDussel）在大会发言中就慷慨激昂地批评了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世界哲学的主导干涉作用，认为世界哲学应当是多元化的，其中既有西方的哲学传统，也包括了其他非西方的哲学，特别是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哲学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哲学。他还特别提到了庄子哲学中的天下概念，认为天下和谐应当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倾向。同样，来自喀麦隆的科洛·夫（NkoloFo）、象牙海岸的波尼（TanellaBoni）、日本的左左木龄（KenichiSasaki）、中国的童世骏等人在大会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不同哲学传统的重视，强调了应当在不同文化中张扬哲学的理性精神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刻。

大会还特别安排了“专题研讨会”“特邀分组会”以及“圆桌会议”，目的就是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展开更为充分的对话和交流。这些会议的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包括了非洲文化、亚洲文化、多视角的全球化、跨文化的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全球性的人道主义、佛教文化对社会秩序与世界和平的贡献、亚洲与阿拉伯世界关于人权哲学基础的对话、亚非哲学的传统与反思、全球化与全球政治、亚非拉的哲学、东西方的哲学对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传统与现代和后现代、跨文化交流与亚洲语境、今日越南哲学、哲学的历史编撰学、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的新问题、当今世界的价值问题、气候伦理与生态伦理、与西方对话中的女性主义哲学、全球化中的亚洲价值和信念、可变的和平、认知神经哲学的前沿问题、反思当今语境中的道教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伊斯兰哲学、宗教哲学、冲突与宽容、医学哲学、生命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印度哲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东中欧的今日哲学、亚洲地区的公共哲学，等等。从这些讨论和交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在共同的世界哲学舞台上展现着各自的魅力。我参加了其中的几场专题研讨会、特邀分组会议和圆桌会议，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们的理论思辨和现实关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为东西方哲学提供了在“世界哲学”的旗帜下共同生存的最好机会。

当然，当今世界哲学的这种多元存在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思想的泛滥，相反，它表明了当今世界对各种不同思想的宽容和理解，表明了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的变化在哲学思想领域的反应。在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西亚国家的哲学家能够在全体会议以及特邀会议上发言，这本身就体现了当今世界哲学鼓励多种声音出现的基本精神。

有趣的是，在第22届大会上，一些以往的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地国家的代表们共同参加小组讨论，就近现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展开平等对话，这成为大会的一道靓丽风景。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打破了20世纪的两极化格局，推进了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这种趋势在哲学上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不同哲学传统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目的不是为了用某一种哲学取代其他的哲学，而是为了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借鉴和学习，最终目的是展现不同的哲学观念如何回答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这样，世界哲学的多元化发展事实上就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即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时代问题而共同努力，例如，平等、公正、民主、生存与发展等问题就不仅属于某些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与以往的哲学研究相比，当今世界哲学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使是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哲学家们对传统问题的已经逐渐转向了更为当代的问题，面对的是现实社会和时代变化所提出的实践问题，而这种问题意识的增加和解决问题方式的改变，使得哲学研究的目的具有更为强烈的实践取向。相比于国内的哲学研究现状，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哲学研究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方希腊哲学学会的徽标

对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我国的哲学研究的确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至少，哲学已经从与政治的密切联姻逐渐回归到了学术本位，哲学研究已经被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领域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普遍认同。虽然哲学研究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使得哲学研究者不得不顾忌到自己的工作性质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时政变化对哲学研究的影响已经在逐渐淡化，哲学专业的研究者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时，社会对哲学专业的认识也逐渐趋于宽容。但是，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哲学研究本身的困难和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哲学研究的现状格局使得哲学研究难以有重要的突破。这里所谓的现状格局主要是指以二级学科建制为格局的哲学研究基本范式，尤其是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所谓“中西马”格局。虽然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就努力致力于这些不同哲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但从目前看来，对话的过程和结果并非令人满意，更多的还是自说自话，甚至有些形式大于内容。从对话的题目来看，很多的学术研讨以大而化之的选题作为共同的话题，这些选题缺乏思想深度和学术焦点，无法真正形成对话和交流。虽然对话的结果并非是以在某些哲学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为目的，但许多的对话讨论也并没有促进不同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更没有形成有价值的、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共同问题。这些就使得这些对话交流完全变成了形式上的要求，而不是学术或思想上的需要。

要改变这种格局的有效方式，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要转变二级学科建制所带来的学科分野，从学说研究转向问题研究，从阐释性工作转向分析性工作。然而，这种转向说起容易做起难。简单地说，这个困难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上的限制，一个是个人方面的问题。所谓体制上的限制，主要是指国内目前的哲学学科设置都是按照二级学科进行的，比如课题、奖项、人才以及招生等，这就自然使得我们只能按照二级学科分类，就连学校的学科带头人都是按照二级学科设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人为划定了研究的范围，使得学科之间无法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直接沟通。这显然是与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不相称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当代哲学的发展体现了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问题研究为主导，一个是实践转向为标志。问题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把所有的哲学史研究都作为思想资源，目的在于推进我们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和解决，虽然最初并非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同样，哲学研究中的实践转向也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只有面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哲学家们的智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也才能真正体现哲学的社会价值。这在当代哲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的哲学研究只有按照这两种方向进行改变，才不会使得哲学变成象牙塔中的扶手椅。从体制上改革，首先就要取消对二级学科的要求，所有的学科设置和相关的评审等都按照哲学一级学科进行，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哲学自身的价值。

当然，要改变当前哲学研究格局困难的还有个人方面的问题。这里所谓的个人问题，是指我们的研究者们很容易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愿意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更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惰性思维和本位主义观念在作怪。对于自己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领域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如果要拓展新的研究视野，就需要不断学习新的事物和知识，这的确会对我们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本位主义。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无异于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外，由此或许会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甚至是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誉，这对许多研究者来说都是不愿意做的事情。因此，如何克服这些担心和问题，的确就要比改变体制上的问题更为困难。

其次，哲学研究视野的狭隘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影响我国哲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极大瓶颈。正是由于哲学研究的二级学科限制，使得哲学研究者们的研究视野长期以来限于自己的研究范围，很难突破自我，更不会主动地了解和学习不同领域里的知识。然而长此以往，这自然会导致研究者视野的狭窄，无法做到从问题本身出发去讨论，更无法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展开有效的对话交流。哲学研究的狭隘视域直接影响到了研究者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也会使得我们的研究难以有重要的突破。而要真正突破这个瓶颈，就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勇气去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研究，从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和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诸如人道主义、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宗教对人权的障碍、个人与社会变化中的哲学治疗、未来人类的问题、全球正义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哲学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国家间与全球的身份认同问题、世界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对话、自由与暴力、国家善治与人权问题、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都无法在一个研究领域内加以回答，更不是某些领域的学者可以处理的。这些都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共同合作。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在国内哲学界基本上还停留在初级认识阶段，甚至有些哲学专业研究者对这种跨学科研究不屑一顾，自持清高，还把哲学研究看做是一切科学之科学，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指导。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已经严重妨碍了哲学研究自身的发展，也使得我们的研究工作难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获得更多的认同。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看一下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都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他们同时在其他许多领域都是有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绩的。至少他们都知道，哲学研究不是一门唯一只有研究自己专门问题的学问；相反，哲学是一门需要考察不同领域的人类知识和认识活动，并通过哲学反思和分析对这些知识和认识活动给出哲学式解释的活动。据我了解，许多西方大学哲学系的哲学本科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在哲学之外选修一门其他学科的学位方能毕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辅修专业”。我们现在国内推行的PPE专业，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三合一”专业，就是在英国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哲学本科专业培养模式。也有西方大学把哲学专业与心理学、法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结合起来，保证哲学本科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受更加丰富的专业教育，而不仅仅是哲学这门专业。

反观我们国内的哲学本科专业，基本上是从中学毕业后的学生直接进入哲学专业学习，大学阶段主要学习的是“老三样”，即导论类、历史类和原著类，只是在通识课程里增加一些了解不同学科历史的皮毛性知识，完全没有对掌握相关知识背景的能力训练。即使是在哲学专业的训练中，“老三样”的教学内容也完全是填鸭式的灌输，以传播真理的方式布道，而不是训练学生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无法真正领会哲学的真谛，也无法把哲学灵活地运用于人类的不同知识领域。由此看来，国内目前的哲学研究视野狭窄的问题，根子上还是在我们的哲学教育上出了问题。

启动仪式“推开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之哲学门”

（从左至右，依次为：RiccardoPozzo先生、林建华先生、DermotMoran先生、韩启德先生、郝平先生、LucaM.Scarantino先生）

当然，当下中国人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同样表现在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正如我们通常所称的要满足“国家急需、国际前沿”的条件一样，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也在力图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是“满足现实”，二是“吸引眼球”。所谓功利性标准总是与现实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满足现实的要求，人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会竭尽全力，甚至是不择手段。因为在急功近利的人那里，目的就是一切，而手段则是过程。以这种心态从事的哲学研究，无非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最后的目的，一个是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一个是“一切为了学术”的结果。这两个结果看上去不同，但从性质上说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为了满足某个现实的目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结果都是有害于哲学研究的。

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已经让我们吃了许多苦头。其实，我们都知道“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说法背后隐含的意思，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指出它的危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功利思想在作怪。因为坚持和提倡这个说法，就等于给自己的思想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没有人会直接反对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严格地说，在哲学上，这种说法是回避了哲学反思严肃性的遁词。其次，满足“一切为了学术”的结果，听上去似乎是让哲学研究回归学术本位，但实际上却是割裂了哲学学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当哲学问题只能在哲学学术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的话，或者是，只有哲学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才能有权利参与哲学研究的话，那么，这样的哲学研究就会背离思想本身了。

另一个导致哲学研究出现急功近利结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达到满足“吸引眼球”的目的。这说起来原本与哲学研究完全无关的现象，却是实实在在地经常出现在哲学研究的现实之中。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哲学著作和论文题目的耸人听闻现象。一些生造的语词和一些食洋不化的概念充斥着一些哲学论著，甚至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一些研究者把国际上新出版的著作或新出现的思想观点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地翻译成中文，并冠之以“国际前沿”，以达到占领学术市场和最初话语权的目的。这种情形的出现，如果不从道德和学术标准上加以评判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认定为一种学术上的浮躁心理。正是这种浮躁心理使得急功近利的现象不断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并导致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国际上的哲学发展渐行渐远。

最后，我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对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并非针对哲学研究中的某个二级学科或某些研究者，而是对一些相对普遍的研究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利用世界哲学大会即将在中国举行的机会，我们借此反观一下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这或许会对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编辑

李梦寻

设计

舒展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年第11期

内容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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