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Abidjan的第一天，在餐厅吃完午饭，我禁不住路边颜色鲜艳的蔬果摊的诱惑，决定步行回酒店。

这赶巧的，就淋了一场雨。

在拉各斯的生活一直在温室，不必要也没机会逛马路，所以淋雨走路的我好像是被放出鸟笼的鸽子，一边走，一边想踏着雨滴旋转跳舞的节拍。商业街人来人往，眼前不停滑落的水珠把街道漫成一幅彩色油墨画，有些人匆忙拦的士，还有一些站在屋檐下等雨停，他们好奇又善意地打量我：看，那个亚洲人，雨水把她整张笑脸都淋湿了！

在Abidjan走路实在比在拉各斯要有趣的多。时不时，有穿着时尚的路人经过，嬉皮的棒球帽，夸张的大耳环，或者图案丰富的大摆裙，比布鲁克林的Hipster们都更有味道。哪像拉各斯，潮流都被金箔雕塑，归富人独享。（虽然在酒吧里也能见到类似尼日利亚的、带大粗金链子和墨镜的炫富派）

不仅是衣着，当地市场也有不少有趣的细节。次日，在SaintPaul‘s教堂逛累了，误入马路对面一片市集，左拐右拐看见一排蓝漆和原色木板简易搭起的棚屋餐馆，敞亮通风，音乐也好，正门对着一台80年代的老电视机，旁侧一排空酒瓶错落摆置的盆栽，装红酒的器具是小提琴形状的玻璃罐。食客三三两两坐在木椅上，时不时跟着音乐扭一下。不会法语，就有热心的食客帮忙跟老板娘点餐，一来一去用GoogleTranslate，也算沟通无阻。

那时外面日头大的很，我坐在棚屋里吹风，心里面干干净净，只写了“美好”二字。

来Abidjan之前问熟悉它的尼日朋友要攻略，对方头也不抬抛了一句：尽情吃，尽情跳舞，其他都不重要。

虽然尼日利亚音乐的盛名响彻全非洲（甚至欧美），但Abidjan的音乐胜在Remix，它们更丰富多元、奇幻浪漫，也少一些尼日音乐的叫嚣。

下榻的酒店在居民区，周六凌晨回到房间，发现离阳台几百米，不知何时搭了一个酒吧，五彩灯光闪耀，音乐不急躁，却节奏刚刚好、引人想跳舞。我站在阳台上，简直在远观一场生动的livehouse。音乐响到凌晨4点，待我中午起床往窗外看，却又是一片平凡无奇的矮房子，全然没有昨夜笙歌的痕迹。

一个城市是否足够有趣，就是看它夜里会不会比日间更奇妙。

从某种程度上，科特迪瓦是我去过的撒哈拉以南最开放的国家。水果摊、街边烤肉香、黄色的出租车长龙、和五光十色的Remix音乐，都在宣告一种呼之欲出的生命活力。

就像伤心情歌和悲剧电影总更能让人辗转反侧，在有沉重过去的国家行走时（比如卢旺达），总不禁想把足迹走得深远一点，好奇心驱使着探访伤口，收集足够多故事素材后再抽离感官、以悲悯的口吻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科特迪瓦，不会给过客自以为是的机会，它也不自舔伤口——既然海风可以风干伤疤，何必废力气呢？天气这么好，我们跳舞吧。

科特迪瓦，原名象牙海岸，是法国殖民时期欧洲人贩卖象牙的枢纽（和加纳曾名“黄金海岸”类似），南部有极美的海岸线和欧洲人爱来度假的棕榈沙滩。它1/3国土是森林，不知是不是谣言，据说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有10万多头大象栖居在丛林深处。当地人被称为“Ivorian”：他们似乎很钟爱大象，标志性建筑SaintPaul‘s大教堂是象头的形状，很多公司Logo也是大象。

得力于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雨水阳光，科特迪瓦的农业一直欣欣向荣，可可产量和出口全球第一（真应受到全世界巧克力爱好者的朝圣），咖啡也很出名。贸易的繁盛和相当数量的法国人口一度让经济首都Abidjan被称为“非洲的巴黎”。

而它的繁盛在年中止。十年断断续续的内战（严格讲是5年内战加2年选举危机，直到12年局势才稳定），如同历史上大多数战争，始于是统治者对权力的欲望，而最终由运气更好、更决绝的那方宣告胜利。十年，若干个“将军”、“总统”争来争取，把数千人命视为儿戏。

好在战后的第一届政府并不差，如今的科特迪瓦已经是全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了（按GDP增速算）。现任总统瓦塔拉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父亲来自邻国布基纳法索，妻子是法国犹太人（金发碧眼白皮肤）、信天主教。瓦塔拉经济学出身，一度在国际组织（IMF）任高位，也很得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的青睐（另外总理也是经济/财政领域资历丰厚）。

而人们似乎总对自己的国家更挑剔（“严厉的爱”）和更有发言权。我在当地遇到的朋友AN这样形容这个国家：“政治依旧分割人心，一半人欢呼时，另一半人在握紧拳头”。我们开车路过Abidjan大学时，他笑着说：“所有的trouble-maker都来自这里，这是政治精英的摇篮。”

AfDB（非洲发展银行）的总部大楼伫立在市中心离大教堂不远。内战时，总部被迁去了突尼斯，这几年又迁了回来。办公大楼和世上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长得端庄又程式化，几千名来自非洲各国和援助国的员工进进出出，似乎也彰显了科特迪瓦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准确的说，是各取所需。。

在西非经济共同体8国里，科特是老大、GDP占总数4成。它们统一货币，直接与欧元挂钩，因为汇率风险低（相比其他非洲国家），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然而，科特的财政和金融基础还是太弱，央行直接由法国管。

法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还是太深了：机场附近的法国军事基地，据说驻扎了几千人。内战时期的阴影还未全部褪去，他们随时准备着在紧急时刻封锁要塞、保护法国公民的安危。

如此依赖法国，当然不好（尤其是很大程度依赖农业林业出口）。回到拉各斯后，一位私募界长者告诉我，科特政府正积极寻求外资外商的多元化，并发展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聊天中，他对现政府赞叹有加，并绘声绘色向我描绘他不久前和部长们会面的场景：“交通部长自信满满地问所有银行代表，我们（这届政府）拖欠过任何银行债款或让私人部门投资者为难过吗？全场安静摇头。天啊，这对非洲国家有多难得！”

“我下面投一批项目，有一个就在科特”，他含笑、意味深长地眺向顶楼办公室窗外，拉各斯车水马龙如旧。

去年以来，尼日经济艰难，一向只活跃于国内市场的商人们渐渐把目光转向西非其他国家：加纳太慢，那就科特吧。

然而，投资者们站在城外信心满满要抛钱，扎根在土地上的创业者们还是四处受挫、举步维艰。

朋友AN是土生土长的Abidjan人，大学去了美国，此后做了多年privatebanker，2年前被热情驱动，一番深思熟虑思想斗争后辞职回故乡开农场，目的是向所有人提供高质量且价格实惠的蔬果。不出意料的，他所有在美国银行圈学会的计谋和手段在科特迪瓦完全不适用，刚来的6个月被骗的很惨，甚至差点没守住祖母留下的一大片土地。按照他的话，也不是被“骗”，是需要学习另一套与人交往、谈判和做事的体系。因为法律界的制度太弱，所以必须遵循人际的规则。

此外，找雇员难，管理员工更难。比如，向番茄洒农药，不仅要教一次，还得站在一旁看着员工洒完，一个不留神，他们就会敷衍了事。这不是因为他们偷懒，而是不完全明白正确洒药的重要性，没有“质量”的意识。这一点，非洲很多国家皆同，基础教育政府做不好，怎么指望劳动力有高标准的职业素养呢？

我们去农场探访时，正赶上一大批茄子收成，一颗颗澄亮的紫色长的极好，有些甚至比我脸还大。我笑呵呵举着茄子自拍，AN却有点发愁——这么多茄子，太难卖出去了！打开市场，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做。而运到Abidjan市区，交通费都不是小数目。

晚上回到Abidjan的路上，AN顺便把几箱蔬菜运给订货的熟客。看着他熟练地从SUV后座卸箱子，实在无法想象他西装革履在纽约银行写字楼的样子。后来，我问他，创业后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抿了口啤酒，说，“太难形容了。你必须生活在其中，才能感受所有的不确定和变化，并努力征服它们。”

我追问他是否曾后悔过。他顿了几秒钟，云淡风轻地说，“后悔过很多商业决定，但从未后悔回国创业。这儿潜力无穷，机会和挫折一样多，令人兴奋。”

百姓的生活，国家的政局，和从源到流的经济微宏管脉络，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自然承接在一起的。

在短暂旅途的最后，我似乎为Abidjan给我带来的丰富感官寻得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曾匿迹于丛林深处的象群重新开始跳舞，那是因为有命可活，有地可耕，有生活和生机可以安置所有来自艺术和未来的想象。

题外话：

7月初去玩耍了一个周末，时间太短、感受太杂，日记一直没有整理。见闻不够深，实在是时间仓促，体会浅薄片面，见谅。

最后一张照片来自首都Yamoussoukro附近的和平圣母大教堂（世界最大的教堂），独立后第一位总统博瓦尼重金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属于梵蒂冈领土。博瓦尼还兴建了一大片水环的私人府邸，河里有鳄鱼。他颇具争议，这里不多提。毕竟，在科特，总是能看见现在和未来多于过去。

另外，科特的电信似乎发展的特别好，市区的手机和网络信号都稳定；科技化方面，高速公路交费竟可以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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