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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庆邦长篇新作《女工绘》

摘要刘庆邦长篇新作《女工绘》成功地塑造了华春堂等女工的形象，与新世纪同类小说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华春堂的原型在古典小说中是薛宝钗和袭人。同时，《女工绘》对上个世纪七十年基层社会性话语和同性恋、政治禁忌都有不俗的表现，在风景描绘和民俗展示上也可圈可点。

关键词刘庆邦《女工绘》华春堂性话语同性恋政治禁忌风景民俗

一、女工华春堂的人生

刘庆邦长篇新作《女工绘》①是以女工华春堂为主要人物结构故事的。华春堂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属，没有工作，靠给人家帮工挣点小钱。如果不是父亲下井出事丢了性命，或许华春堂也是一个生活在父亲的羽翼下，由父亲规划自己人生的小女儿。这场意外加速了她人生的成长，加上她弟弟年龄小，母亲和姐姐性格都比较软弱，不大会处事，因此，不管是出于个人还是家庭的需要，她被迅速推到前台，成了华家的家长。不仅如此，她在家里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平时，不管妈妈和姐姐、弟弟说什么，只要不问到她，她都不插话，不从那隔离的小屋里出来。当然，家里大小事都要经过她的裁决。姐姐换工作、找对象、弟弟找工作，无一不仰仗她，而她自己的事情更是她本人说了算。

小说开场不久，就这样定了华家的格局和华春堂的个性。此时，华春堂已经从农场锻炼了将近两年。从作者的交代是年，华春堂从农场回到东风矿务局的家，赶上矿里大量招收新工人，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当时的正面宣传当然是工人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哪里艰难就往哪里冲，工人阶级的受过新社会教育的子女更应该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但政治鼓动是一回事，百姓的烟火日常是另一回事。矿上的工作是有轻重、危险和安全之分的。井下有在工作面采煤、掘进与运输之分，前者艰难和危险，后者轻松而风险小，井上有机关与杂务之别。机关工作体面，但那是干部身份才能进去的。作为女工，华春堂不会下井干男工的活，但井上的杂务无论是食堂，还是洗衣房，活都繁重，华春堂是精明的，她在和安排她工作的老王见面后，听到要她当炊事员的时候，适时地拿出亡父这张牌，获得同情，故而分到较轻松的灯房工作。灯房活不重，将矿工的矿灯收收发发，充充电就可以了。她在东风矿的第一次亮相是成功的，她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错的起点。接着，矿上成立宣传队，宣传队就是唱歌、跳舞，表演文娱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比在灯房，高雅多了，前途说不定会非常光明。本来开始时，宣传队的名单里并没有她，她个子矮，相貌一般，文艺气质也谈不上出众，不让她参加这支队伍也在情理之中。但华春堂是个非常要强的人，既然宣传队在矿上和女工当中是个好差事，万众瞩目，红得很，参加了宣传队，就好比中了状元，进了豪门，那怎么能没有她华春堂呢？于是她先托已进了宣传队的张丽之，让她向队长魏正方推荐自己。得知魏正方并没有回应张丽之的请求，她丝毫没有女孩子的羞怯，主动到魏正方的宿舍，放下身段，给他打水扫地，并且和魏正方说，她小时就参加过少年合唱队。这种不忸怩的大方使得魏正方对他有了好感，华春堂成功了，如愿了。

林彪事件后，国家开始有了务实的苗头，宣传队开始解散。华春堂又一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重回灯房，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华春堂审时度势，觉得矿上的化验室的活有技术含量，轻巧，在大家看来，那里干活体面。于是她直接找到王科长，给王科长的儿子带了文具盒，又给王科长戴高帽子，说动了王科长，又利用负责化验室的刘德玉的同情心，当着刘德玉的面，提起自己已故的父亲，这是死人的力量，痛苦的力量，终于打动了刘德玉。华春堂这个小女子，再一次四两拨千斤，完成了工作调动。我想，在东风矿女子甚至男子中，眼热的、羡慕的、嫉妒的，一定大有人在。但这些人与华春堂相比，他们缺少的是胆量，是行动的勇气，尤其是那种不动声色的谋划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华春堂在安排家事和个人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出彩的，令人赞叹的。可是在个人婚姻的追求上，却一再受阻，充满着艰难和种种不如意。和选择工作一样，在这方面，她也是主动出击，只要看准了，就没有任何犹疑，该出手时就出手，恐怕许多男子也比不上。她首先看上的是郑州青年李玉清，郑州是省会，繁华之地，这是一种优越，作为一个地方煤矿，是不可能有更大城市的适婚对象了，另外，李玉清是知识分子家庭，对于华春堂来说，如果成功，这是一种身份的改变。通过给李玉清零食，又由于是女追男，华春堂和李玉清的感情迅速升温，但一次井下运输事故，李玉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华春堂第一次恋爱无果而终，并且充满了悲剧性。

对于此时的华春堂来说，婚姻是最重要的问题。失去了李玉清，李玉清的朋友马成学似乎成了李玉清的替代品，很快她看到了马成学是个惜力、自私而且是个娘娘气，一点也不阳刚的人，这和性格果断，喜欢做人的华春堂根本不是一路人，她坚决地结束了这场刚刚开始的感情。于是，魏正方，这个本来就在她心目中有一席之地的人重新摆在眼前。曾几何时，她为魏正方铺床叠被，魏正方不给她机会，但周子敏说，魏正方这个人不会屈居人下的，他一定会到局机关的，她相信周子敏的眼力，因此在魏正方身处厄运时，主动看他，给他打饭，并安慰他。之所以没有把第一次恋爱对象选择为魏正方，一是李玉清家庭的光环盖过魏正方，因为魏正方和她一样是农村人，没有什么根基。二是魏正方那时因为所谓的小集团被牵连，政治前途暗淡。一旦魏正方被抽调到局里政工部门搞材料，前方趋向光明时，她又想到魏正方。可是，连自己师傅李德玉和魏正方是朋友这层关系都利用了，得到的是魏正方的无情拒绝，理由还是她的身高。这个打击对她来说是太大了，于是她赌气地匆匆和矿上篮球队个头最高的青年卞永韶建立了感情，并确定了婚期。毫无疑问，在她和卞永韶的感情上，她是主动的，也是主导性的，卞永韶也谈不上不好，人老实，因为个子高，恋爱、婚姻都成了问题。不说小个子华春堂，就是女孩中一米七以上的高个子，跟他也显得不般配。华春堂和卞永韶在一起，成了可笑的话题，可笑的风景，但华春堂不管不顾，就这样决定把自己嫁了。她是做给魏正方看的，一辈子都很理性的华春堂到最后，开始不理性了。可以预见，这是作者刘庆邦和读者都不会看好的婚姻。婚姻是人生大事，华春堂处理得太草率了。小说在这儿来了个急刹车，一场交通事故断送了华春堂的性命，也结束了华春堂和卞永韶，甚至华春堂和小说中所有人的关系。小说也就此划上了句号。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刘庆邦太爱华春堂这个人物，才使他做了这样的处理。因为按照这场即将进行的婚事是冲动的结果，华春堂的未来很难幸福，华春堂和卞永韶未来是一场互相伤害，也未可知，与其那样，不如让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终止另一场生活的悲剧，冲动、任性的悲剧。

华春堂是刘庆邦欣赏的人物，她的果决，她的独立，她的心思缜密，她的落落大方，都是令人赞赏的。小说中不仅华春堂，所有的女工，刘庆邦对她们都带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才说：“我写她们，因为爱她们”。但这不代表华春堂这个人物没有缺点，甚至作者在华春堂结局的处理上，也与华春堂个性、品质有关。

华春堂作为初中毕业生，她似乎在文化上没有更大的追求。她那个年代的初中生，像魏正方是读过《红楼梦》的，并且不少人都喜欢阅读这部小说。华春堂呢？人们谈起《红楼梦》，她不知道。连恋爱的情书，也懒得写，因为一旦组织语言，写起文字，她就捉襟见肘，于是，便改为猛打猛冲，几招见效，虽然没了小知识分子拖沓的毛病，但小资的那份优雅就没有了。这份优雅，或许对于女孩子很重要。它能改变气质，增加人的高贵。魏正方不愿意和开朗、明快的她结合，反而喜欢忧郁、落落寡合的周子敏，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她缺少这些东西，这是文化对人长期浸润的力量。有了它，人往往能超越眼前的世俗。比如周子敏，华春堂愿意和她接近，是因为周子敏父亲也是突然过世，并且是作为走资派过世的，比华春堂还弱势，还令人同情，甚至还有鄙夷包围着她。但是周子敏不在乎这些，别人看不起她，她在内心可能更鄙视这些小人，这就是文化的强大力量。魏正方也是靠这种力量，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华春堂也能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艰难的处境，但不是靠文化，而是勇气。其次，华春堂是一个极为精明之人，她本来看不起张丽之，但需要通过张丽之传话给魏正方，她又很亲热地接近她。她一次次改换工作，都不是出于对事业的热爱，而是看上那份工作是体面的，这说明她归根到底，不是那种有格局的人。在新世纪小说中，我觉得华春堂颇像刘太白《失守》②中的牛春红，时时为个人精打细算。牛春红本来瞧不起和自己一起代课的姜红军，但高考制度恢复，她看姜红军最有希望考取大学，便开始向其献殷勤，一步一步地设计，不仅助其考上大学，还以农村人的身份成为其妻子。不过，牛春红的人生选择只是围着姜红军转，还比较简单，没有华春堂复杂、多变，而且《失守》不过是个中篇，无论是小说情节还是人物性格，都不可能展开。或许，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王华的《花河》③中的白芍和华春堂真的有某种一致性，王华为了自己和家庭，先后选择了几个男人，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生活过得更好。解放前，选择地主王土，那是因为王土在她所能及的世界里是最富有的男人。解放后选择王虫，那是因为王虫的革命功臣身份，能为她和家庭提供政治保护伞。当然，白芍更庸俗，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应对人生。

如果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华春堂的原型，我觉得华春堂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和袭人的形象也比较类似，“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薛宝钗之处世为人，大抵是沿着宝二奶奶的道路精心布置的，脂砚斋评价《红楼梦》里人物曾有一句“红学界”乃至文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晴有林风，袭乃钗副”，袭人也一直以宝二爷房里人的身份计虑着，就如华春堂，她的人生是沿着找份好工作，找个好丈夫的道路前进，为此，可以呕心沥血、百折不回。当然，我们可以说华春堂的人生格局不够高大上，但作为普通人，这样的努力也无可厚非，尤其是华春堂这样做没有伤害别人，往往还是委屈自己，即使不是正能量，也不是负能量，与我前面列举的牛春红、白芍、袭人和薛宝钗，我以为华春堂要正派得多。同时，考虑到中国妇女受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影响，人生总是被动性的，即逆来顺受，而华春堂根本没有这样的束缚，她的人生是主动性的，只要认准了事情，就大胆地去做，有一种闯劲，这种性格或许与上个世纪舆论宣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在华春堂的人生词典里，没有“服输”“柔弱”的字眼，她不等不靠，任何时候，靠的都是自己，她的三个工作机会都是自己创造的，至于恋爱婚姻的失败，也有偶然性。如果李玉清不是死于矿难，华春堂的婚姻不说美满，一种平庸的幸福是会有的。我们前面说她人生格局不大，文化学习主动性不够，这是从更高的要求来衡量她，来分析她人生悲剧性的必然性。

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④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小说的确是这样的，《安娜卡列宁娜》不就是再现安娜卡列宁娜的一生吗？《复活》不就是主要再现玛丝洛娃的一生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女工绘》就是再现了特定年代一群矿工尤其是以华春堂为首的一批女工的人生。

除华春堂外，周子敏的冷傲、内敛自守，唐慧芳的可怜、变态，华冬梅的懦弱、缺乏自主等女工形象，都很鲜明、生动，相应地，她们动态的人生千姿百样，令人感慨。

二、上世纪七十年代基层社会性话语和同性恋

应该说，《女工绘》中大多数矿工都是文化程度都不高，又加上下井后都是男人，因此，他们以性话语来排解工作的寂寞和危险。有些稍微高雅一点，像灯号“”、姓郭的矿工对灯房女工张丽之开的玩笑，他自称是，把张丽之成为“小白鸽”。这个玩笑源于曲波的《林海雪原》，书中剿匪指挥员少剑波代号“”，随队医生叫白茹，少剑波喜欢白茹，还为她写情书。这本书在文革中虽然列为黄色书籍，但传播范围广，那个年代只要是小学文化的读者，基本都读过。所以，男矿工一说，张丽之就明白了。还有很平常的词如“硬”、“松”在女工杨海平的理发室都能成为性话语的由头。

《女工》中最使人惊讶的还是发生在矿上的一桩奇怪的案子。女工诸桂英和她的徒弟唐慧芳以及其他女工发生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才有的关系。诸桂英把裹炸药的橡皮套里塞满棉花，直到硬邦邦的，然后把口子扎紧，固定在类似紧身三角裤头上。所谓她和别的女工发生关系，就是她们分别把这个东西连在自己的下体，形成一种类似男女的互动性关系。这显然是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对此，英国学者蔼理士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

假如一个人的性冲动的对象是一个同性而不是异性的人，就这另成一种性歧变的现象，有人叫做“性的逆转”(sexualinversion)，或“反性感”(contrarysexualfeeling)或“优浪现象”(uranism)，比较最普通的名词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所以别于常态的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在这许多名词里，同性恋无疑的是最能概括这方面一切的现象的，而性的逆转一名词则最适用于一切表面上有些先天的倾向而根柢比较深固的各式同性恋。在一切性的岐变之中，同性恋是界限最分明的；一样的是性冲动的表现，一样是用情，而情的寄托则根本的而且很完整的从一个常态的对象转移到另一种对象身上，若就常情而论，这对象是出了性欲的范围以外的：我们一再的说“一样”两个字，因为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⑤

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提到女性之间的性行为：“两女相奸（tribadism）”⑥，但没有提到连接两个同性恋女子性行为时使用的工具。《女工绘》里对此有细致的描写，说是诸桂英就地取材制成的，但这不是诸桂英的发明，这叫双头淫具。高罗佩对这种古代女子同性恋者之间发生关系的工具就有介绍：

最后，在明朝时期，还存在一种双头淫具，一个女人可以用来自慰，同时也使其同性恋伙伴获得性快感。这种双头淫具描绘在版图十七里（指《秘戏图考》中的插图，本文作者注）。底端插入阴道，器具被系在腰部的两条绶带固定在适当的地方。一个女人可以用伸出的一端像男人一样动作去满足其同性恋伙伴，而同时留在其自己阴道的器具底端的摩擦也给她带来快感。⑦

明代小说《欢喜冤家》也记载了差不多一样的女性自慰器，叫做“三十六宫都是春”。小说中的丘妈认为此物比男人之物，有趣十倍。高罗佩所说和《欢喜冤家》所载，以及诸桂英等使用的都是一个东西。高罗佩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子同性恋的性行为是宽容的，他举李渔的戏剧《怜香伴》和吕天成的《绣榻野史》为例。关于这一结论，自然还可以讨论。我这里要说的是刘庆邦在《女工绘》里写这个故事似乎和小说的整体风格不统一，删掉这个情节，女工形象显然要正面一些。但从反映那个年代煤矿生活的全面性来考虑，这一内容并不能算突兀。而且，刘庆邦和高罗佩不同，他写出了这种病态性行为的危害性。唐慧芳的个人生活几乎因此毁灭，她后来成了人尽可夫的荡妇，不得不调离熟悉的矿区，她的一生应该都不能摆脱这一事件的阴影。如果从小说和故事的角度，我觉得刘庆邦应该对诸桂英是如何想到用工具连接两个同性恋者的身体，甚至要把诸桂英个人生活和家庭背景交代得更清楚一些。目前的这个文本中诸桂英的形象还不够清晰，她本应该承载更多的历史和现实的内涵。

三、政治禁忌时代的故事

“禁忌一般指社会文化生活上的限制和禁止。在我国民间禁忌通常称为忌讳。它要求人们对神圣的或可能带来灾害的人、事、神灵采取一种避讳态度或禁止性的行为准则。西方国家‘Taboo（禁忌）’一词来源于波里尼西亚的托听岛人的土语‘Tabu’或‘Tabos’，表示‘神圣的’和‘不可接触的’的意思。”⑧所谓政治禁忌就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禁忌，正如王汝坤所说：“之所以讨论政治禁忌，是由于它在根本上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而人在本性上是追求自由的。不过，就像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人们对价值、利益的追求不能毫无限制一样，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也不能毫无限制。这就涉及限制的问题。禁忌就属于这样一种限制，是限制的一种极端表现。”⑨“文革”时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禁忌最多、最极端的时代，举凡领袖的权威、民众阅读的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斯毛、鲁迅和浩然等人的著作，古典的外国的，甚至十七年的小说都是“毒草”）、收音机收听的电台范围都有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女工绘》反映的七十年代是大抓阶级斗争的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展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如果某单位有地富反坏右，就可以趁机拉出来批判，说他们是孔老二、林彪的代理人。大约《女工绘》中，东风矿务局没有这样的代表，因此就必须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已经找出了一个反革命三人小集团，在全矿大张旗鼓进行了批判，这还不够，还必须扩大战果。于是魏正方、刘德玉、张建中、张志国四个青年经常在一起听收音机、看点封资修的书籍、喝点小酒的行为就成了可以打成“四人反革命小集团”的行为。于是内查外调，禁闭、审讯紧锣密鼓地进行。虽然这四个工人自我保护的意识都很强，连收音机收听敌台这样的污蔑都被化解，审讯的政工组郭组长等人无法突破，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德玉、张建中、张志国三人涉险过关。魏正方因为担任过宣传队的头，树大招风，而郭组长又是一个妒贤嫉能的小人。魏正方仅因为有柯南道尔所写的关于福尔摩斯探案的书籍，就得到建议开除其团籍，下到采煤队和强奸犯在一起的体罚性劳动的处理。如果不是魏正方有写材料的能耐，加上常组长爱才，魏正方很可能一蹶不振，人生永远跌入低谷，也未可知。魏正方是阶级斗争的政治禁忌意识的牺牲品，新时期伤痕文学对此有大量的描写。这样的故事反复书写有意义吗？我以为有，它会提醒今天的人们，我们曾经经历过怎样荒唐的时代。另外，刘庆邦写这样的故事调动了他的生活积累，把故事的地点放在矿上，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那时的青年工人，这就使这类小说有了不同的特点，具有较强的阅读性，今天的读者也不会将《女工绘》中的魏正方的故事与伤痕小说简单地等同起来。

四、乡村风景的热爱者和民俗的赞美者

刘庆邦的小说大抵是三个领域：农村、煤矿、城市务工者（以女性保姆为主），这三个领域多半都会涉及乡村风景。作家一旦涉猎于此，往往充满了感情。《女工绘》虽然是写矿工生活，但这里的矿工不少来自农村，而且东风矿务局是被农村包围的，农村的风景自然随处可见。如下面这段文字：

成熟的麦香，随着五月的熏风连天波涌，一涌一涌就涌到矿区去了，涌得一浪高过一浪。矿区的人大都从农村而来，不久前才脱下农装，换上工装；放下锄头，拿起镐头，他们与农村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对成熟时节的麦香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不必特意去想，也不必特意去闻，只要呼吸的通道还开通着，麦香前呼后拥，忽地就扑进他们肺腑里去了。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哎呀，麦子熟了！是哩是哩，布谷鸟在叫，紫燕在空中掠来掠去，云彩也仿佛被麦子映成了金色，成了祥云。五月的麦香是一种燥香，香气里有一种热腾腾的气息。五月的麦香是带有锋芒的，一如万千麦穗上炸开的麦芒，会给人们的肺腑构成一种刺激。生活在矿区的人们家家烧煤，煤炭燃烧时会散发出浓浓的硫黄味儿，在他们闻来，硫黄味儿也是香的，让他们认为是煤香。相比之下，煤香与麦香差远了，麦香更原始，更浑厚，也更有力量，麦香一来，就把煤的香覆盖住了。受到麦香熏染和刺激的矿区的人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转来转去，似乎在找收割用的镰刀，和下田戴的草帽。⑩

这本就是“农业文明的美”，但在学者翟业军看来，这是刘庆邦的矫情，“其实出自站在城市回望农村的叙事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这样的农村想象满足了城市，特别是刚从农村跨入城市的人们的想象”?，他认为“刘庆邦笔下为什么常常出人意表地涌现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这些风景与那些压根无心看风景的人物们没有任何关联，而是得意扬扬的刘庆邦在欣赏，在把玩。”?不错，这是叙事人刘庆邦眼中的风景，它可能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眼中的风景。两者一致固然可以，两者脱节，未必是一种缺点。比如鲁迅先生的《风波》开头：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显然，这种风景是作为叙事人鲁迅先生的绍兴乡村世界，而不是风波中七斤、七斤嫂、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感知到的乡村世界。

刘庆邦在《女工绘》里不仅描写到乡村自然风光，还写到乡村的风俗。请看小说开头不久的描写：

华妈妈在为过端午节做准备，五月里来五端阳，做甜酒，包粽子；缝香包，抹雄黄；艾枝插在门头上，出门就见杏儿黄。……在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民谣提示下，华妈妈在每年的端阳节都要做一瓦盆甜酒。她做甜酒做得得心应手，每年的端阳节都会给全家人带来口福，并给下一年的端阳节带来盼头。缝香包，是用五彩布包着草的草末，缝成多种形状，给孩子佩戴，把小臭孩儿变成小香孩儿。抹雄黄呢，是抹在孩子的口鼻处和耳朵眼边，以防夏日里有毒虫侵袭。……至于在门头上插艾枝，那是必须的，青艾特殊的气息，代表的是节日的气氛，门头上一插上艾枝艾叶，就表明端阳节到了。湿艾晾干后，至盛夏蚊子猖獗时，可以把艾在室内点燃，驱赶蚊子。?

我想这是刘庆邦把自己青少年时期美好的乡村生活回忆嵌入了小说，这种端阳民俗是千百年中国传统过端午的节庆方式，香包也叫香囊。“香囊，指包裹了具有辟邪作用的药物或香料的袋子，一般由手工刺绣而成。”?佩香包，抹雄黄，插艾叶，事实上都是以药克毒。“端午节”在五月五日，乃是春夏交替之时，空气潮湿，各种昆虫极为活跃，其中不乏有毒昆虫，笔者在端午期间曾夜宿办公室，就遭受过毒隐翅虫和大腹园蛛的侵袭，前者使我眼睛肿胀，几天都不能见人，后者竟然在夜间揭去我一块眼皮。因此，我特别理解古人端午期间的驱虫行为。古人此举由来已久，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就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说五月五日采药最好，“采艾草以为人，悬门户以禳毒气”?。因此，笔者非常同意《女工绘》中,刘庆邦对端午民俗的理解和热爱。在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端午的这些民俗都被指责为封建迷信，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与之斗争，这是对前科学时代的中国人卫生常识的极大歪曲。小说中华大妈作为民俗的传承者，使其形象有了亮点。或许，正是这种传统的力量，使得华大妈在丈夫意外伤亡后，能够使两女一儿的家庭维系生存下来。《女工绘》第十八章，写东风矿务局过革命化的春节，没有春联年画，没有鞭炮的热闹，矿工只好以睡觉来驱除寂寞和冷清，这是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现实最真实的反映。今天，中国很多城市出于安全、环保的考虑都禁止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可这个政策实行的时候，也有学者反对，譬如冯骥才曾经坚决反对在天津实行禁燃，居然通过了。冯骥才对此洋洋自得，还要程永新在电话听天津除夕之夜热闹的炮仗声，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除夕?。在这里，我不是非议禁燃举措，而是觉得端午的插艾等、春节的年味，是不能一笔抹杀的。对民俗的尊重，虽然不是《女工绘》的主题，但寥寥数笔，令人难忘。

注释：

①《花城·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年第1期

②《清明》年第3期

③《当代》年第2期

④《西方文论选》（下）第页，伍蠡甫等编，年11月新1版

⑤《性心理学》第页，蔼理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7月第1版

⑥同上，第页

⑦《秘戏图考》第—页，高罗佩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1版

⑧程继隆《社会学大辞典》第页，中国人事出版社，年出版

⑨王汝坤《政治的禁忌初探》，《天中学刊》第25卷第6期第33页

⑩同①，第5—6页

?《文学报》年1月24日第19版

?同上

?《呐喊》第67页，鲁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年1月第1版

?同①，第6页

?《端午节》第44页，李楠楠编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年1月第1版

?转引自《节日民俗事象与文学书写》第页，徐雪辉、单田罡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

?同上

?《收获·长篇小说秋卷》第—页

作者姓名：疏延祥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