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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

作品书写由现代大城市而来的“返乡者”眼中的北方小县城,将目光投向那些沉寂在时间深处的(老)人们,在“神”的多重意味里,窥见他们的卑微、挣扎与自尊……

01

作品快评

“鬼气”与“人味”

文/石一枫

石一枫,年生于北京,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还曾获得过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被奉为经典的外国老腕儿教导我们说,要穷尽一生描述故乡那“邮票大小的地方”。对这话,我觉得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地方首先还是要足够精彩才有描述的价值,而精彩与否,恐怕又取决于描述者本身的眼界。邮票邮票,其魅力正在于它走过千山万水,而非仅仅是一个“小”。但很遗憾,上述箴言常常成为不肖之才们闭塞、懒惰乃至恣意妄为的托词——不少好经都是这么被念歪了的。

从这个角度看待孙频最近一段时间的写作,尤其是这篇《诸神的北方》,可以看出她没有僵化地执行老腕儿教诲。从《以鸟兽之名》到《诸神的北方》,都可以被视为回看故乡之作,而故乡只有在曾经远行的回乡者眼中,才暴露了它未曾被人见到的意味。当然如此解读,恐怕也不是多么新鲜的发现,熟读鲁迅《故乡》和《孤独者》之类作品的朋友,大致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而孙频通过主人公离乡之后再反观的视角,究竟还原了怎样一个故乡?我想熟悉社会科学,尤其对当下诸如“县城生态”、“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等话题相对敏感的研究者,都能得出方方面面的见解。不过文学有时候也就是咂巴个味儿,我还是想从小说的味道上说起。孙频无疑是一位渲染的高手,在她笔下的西北某地小城,给人留下了浓墨重彩而又极富震撼力的印象:荒芜、颓败、干燥、阴沉、残酷……甚至有种鬼影幢幢之感。《诸神的北方》里永远在笑的“母亲”、永远在忘的“外外”、永远生活在别处的“氯丙嗪”等等一系列人物造型,他们因为异于常人而被视为通神,却在人间留下了真实的印记。与此同时,孙频又是一位描摹的高手,她善于从习焉不察的细节中捕捉强烈的戏剧效果,从而令夸张得带有几分“鬼气”的人物焕发出了充满“人味”的神采。在传统的说法中,一个社会把人变成鬼,一个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人鬼之辩,在孙频笔下,零余者或云被抛弃者本身近乎于现代商业社会的孤魂野鬼;在更传统的说法中,中国人本该敬鬼神而远之,但孙频执拗地捕捉这样的形象,想必还是出于对人的关切。

在“鬼气”与“人味”的反复切换和彼此映衬之中,小说的情节似乎也没那么重要,或者说可以被放在后面来考虑了。在讲述“母亲”卧轨的部分,孙频采用了一个结构上的留白,而这好像也是一个当下许多作者比较热衷的方法。但在这里还要做个区分,和那种神经质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留白相比,《诸神的北方》可以说采用了一种逻辑严密、层层铺垫的扎实的留白:我们可以知道,“母亲”的自杀并非因为一次人格侮辱——侮辱者好像也并不觉得那是侮辱,起码表现得相当讲道理——而是常年悲苦困顿的人生的合力。作为一个比较偏执的“留白的不爱好者”,我喜欢的其实是这样的留白。而我也会想,虽然自己不大可能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一篇小说,但我能够充分体会作者这样去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能让另一位作者思考“是不是还有其他写法”的小说,我想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非常成功了,它调动了全方位的参与积极性,类似于吃人家做的饭吃美了,自己也忍不住想颠颠勺——多说一句,最怕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您全对,可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感受了”的小说。我们这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避免自己成为那样的作者,我们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避免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02

作品选读

诸神的北方(精彩片段)

文/孙频

作者简介:孙频,江苏作协专业作家,出版有小说集《以鸟兽之名》《鲛在水中央》《松林夜宴图》等。

…………

我无法告诉她们我到底为什么要回来。这些年来,因为和母亲关系的疏离,我很少回家,在我不回家的时候,她也从不会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早已习惯。可是到了近两年,我在遥远的南方一想起她们的时候,就像想起两个遗落在老家的孩子,两个越来越苍老的孩子,心中会忽然涌起一种父爱般的酸楚。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找到她们的,我会像个父亲一样照顾她们,陪伴着她们的苍老暮年。

穿过杂货铺,走进抽屉般大小的院子,我看到那棵葡萄树如今爬得比屋顶还高,神情慵懒高傲,在我头顶搭起了一座凉棚,鹅黄色的嫩叶刚刚长出来,白亮的阳光从藤条的缝隙间筛落下来,银币一样洒落一地。我心中一阵喜悦,因为我再次看到了时间。在南方的时候,我就时常想念这里的时间,这些时间都是有形状和颜色的,有的时间是剔透的青色,一碰就会碎掉,有的时间已经长出了一大把白胡子,长出了坚硬的犄角,不知道有几千岁几万岁了。太阳升落是时间,青草发芽是时间,梧叶飘黄是时间,漫天大雪也是时间。

再到后来,我甚至开始想念这里的秩序,在我年少时候曾十分鄙弃的那些秩序和风俗,我后来一一开始怀念。这里不止有日月星辰的运行,还有各种神灵与鬼魂的出没,一个神灵、人、鬼魂共栖的空间不仅显得热闹,还十分浪漫,就像个大家族一样,墙上挂着各种规矩和禁忌,因为有了禁忌,便可生出不少敬畏。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人没有了可敬畏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人住楼房,我们都住在胡同里。那时候人们对自己住的房屋都特别敬畏,在房屋不同的部位都供奉着不同的神,灶里、梁上、门后都住着神,还要供奉一种特别的神,鼠神。谁家盖房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仪式,一定要在房梁上挂一串铜钱挂一把酒壶,而且这铜钱万万不可取下。新房盖好之后,人还不能急着住进去,要先谢土,就是感谢土神,用了你老人家这么多的土,真是不好意思。我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土地崇拜。谢土这天,声势浩大,好比过节,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会赶来凑热闹。因为动用土地绝不是一件小事。

谢土这天,要在新房上贴上粉红色的对联(对神灵必须是粉红色的,对亡灵则是蓝色的),门口插上十二面粉红色的旗子,再用一个面做的猪头、一条鱼、一个鸡蛋、一壶酒来谢土,叩谢完之后,把这些贡品都埋入土中,把一壶酒也倒入土中,敬请土神来享用。谢土之后人便可以安心住进去了。

我记得这里的每个节日都有它的规矩和禁忌,为此县志中有专门的记载:“清明,携楮帛酒榼,拜扫坟墓,数日戏秋千。端午,游卦山,祭古柏,乡人携榼散饮于苍山白石间,各以其类,日暮方归。中秋,中庭拜月,却波湖泛舟赏月,为一时之胜。除夕,祭祖,更桃符,易门神,燎焚柏叶,爆竹辟邪。”在这些节日里人可以与神灵畅所欲言,平日里人们倒也不会轻易去惊动神灵的。

多年前,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了南方。在那座南方城市里,因为没有四季,时间与韵律停滞,诸神撤退,天地间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人、奋斗中的人。人们连月光都可以无视,去餐厅吃顿饭或送一束鲜花就可以当做浪漫。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越忙,心里便越没有安宁,有时候真想敬畏点什么,想在内心里依靠点什么,可是不行,就连结婚和繁衍的意义,我都充满质疑。所以谈了几个女友,都以分手告终。一个朋友曾对我说,现代文明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的。他说得也没错,但最终我还是做出决定,辞职,回到北方。因为我想明白了一点,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一切,不管多么炫目,与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

…………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是当年罕见的未婚先孕,事实上她一生都没有结过婚。母亲在县里的完全小学当了一辈子的民办老师,到最后都没转正。虽然人们都喊她刘老师,但我总觉得他们在暗中是悄悄把她和县城里的那几个盲人、傻子、疯子、神婆归为一类的。他们把这类人统称为“神”,但又不是神仙的神,也不像是精神病人的变种,“神”好像只是对某个特殊人群的一个独特称呼,以此来把他们与正常人进行区分,带有揶揄的意味,比如“吊客神”“扑神”(厉害的人);把另一类格调偏低的人则加上“鬼”这个后缀,比如“要命鬼”“讨债鬼”“腾鬼”(傻子),说起自己不喜欢的人就直呼“那个鬼”,而懒得叫“那个人”。

我们县有一个疯子,叫氯丙嗪,居无定所,平常好像也不太需要吃饭,采到槐花吃槐花,捉到蝴蝶吃蝴蝶,月光清风便可饱腹,每天扛着自己一米八的个子云游四方,抬抬脚就逛到隔壁的文水县去了,动不动就步行一百里地跑到晋祠游玩去了。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著名的疯子,若是在晚上不小心碰到他,就会看到他正对着星星和月亮拼命指手画脚,哇啦哇啦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他正在和那些遥远的天体对话,大概因为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出一个可以和他对话的人。哪个小孩不听话,只要大人吼一声“氯丙嗪来了”,那小孩保准乖乖的,对于小孩们来说,氯丙嗪简直可以和大灰狼及除夕的年兽媲美。

小时候就听别人都喊他氯丙嗪,我以为那就是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氯丙嗪是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因为经常服用这种药治病,就被人叫成了氯丙嗪,真名倒被人忘了。听说氯丙嗪十八岁就考上了北京的某名牌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大学还没上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就疯了,于是从学校退学,被父母接回了老家。后来父母相继都过世了,妹妹嫁人了,就剩了他一个人到处浪荡,春夏秋冬都裹着同一件臭烘烘的衣服,披散着一头麻绳似的长发,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他还会把一头长发盘起来,盘成一垛又高又臭的发髻。出于对知识的尊重,我每次见了他,都会向他点头微笑,以表示我的友好。

县城里还有个女傻子,叫做“稀煞”,“稀煞”是稀缺稀罕的意思,可见她父母把她刚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寄予过厚望的,难道是长着长着才发现竟是个傻子?还是后来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变傻了?在县城里,只要谁家办丧事就把稀煞请出来,她是专职捧童男童女纸牛纸马的,后来有些人家丧事规格高了,她还得负责捧纸宅院纸汽车,反正这些送往阴间的东西都要经过她的地盘,别人也不会和她争抢。纸人纸马纸车像林罗绸缎一样披挂了她一身,身上压得东西太多,她像只寄居蟹一样几乎全部被覆盖了,只能缓慢地往前蹭,从背后看上去,她肥大得惊人,像一坨吸饱了水分的棉花,蛮横华丽地塞在丧葬队伍中缓缓前进。等到丧事办完了,主家赏给她一碗炖菜馍馍,外加几十块钱的劳务费,她便乐呵呵地把几张钱数了一遍又一遍。

县城里还有个女盲人,兼职做算命师,名叫常勇。常勇可以在黑暗中熟练地做饭刷碗洗衣服缝衣服,可以拄着拐杖搭汽车乘火车,最远还去过北京,让我怀疑在她身上的什么部位另外还长着两只眼睛。最让我惊讶的是,如果你十年前和常勇说过一句话,即使十年后,你只要一开口她就能很轻易地把你辨认出来,她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闻出来的,她是靠着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就能在黑暗中准确地把你捉住。因为她的世界里只有声音,她像只蜘蛛一样盘踞在自己巨大的蛛网上等待各种声音,所以只要捕捉到任何一点声音,她都会像珍宝一样牢牢封存在自己黑暗的匣子里,永不出世。

这类人可以算作是县里人集体的宠物,人们一边取笑他们,一边又爱护他们。他们把这类人统称为“呆迷”,“呆迷”的反义词则是“机迷”,“机迷”就是聪明灵活的样子。还有一个比“机迷”程度更深的词,“津”,形容那类很聪明的人。然而,还有一个更恐怖的词“鬼津”,形容那些已经聪明得不像人类的人。这类“呆迷”大多无害,还可供人们娱乐,人们有时候还会把他们当成小孩子:“这里有个棒棒糖,从我孙子嘴里省下来的,快拿去吃呵,吃呵。”对于神婆,不管信不信,他们多少还是有些敬畏,因为据说这些人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一些东西,能到达一些常人去不了的幽暗之地。对于我母亲,他们的态度就更复杂一些,有时候叫她一声刘老师,有时候会对着她暧昧地笑,有时候又好像有点怕她。

…………

…………

看了一圈,最后我在北面新建的小区风清苑买下一套房子,带装修的,省事。置好家具之后,便把母亲和外婆都接了过去。刚搬进楼房的时候,母亲和外婆都显得很不安。因为在这县城里,迁居一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在人住进新房子之前,先要谢土,然后还要在新房的四个角落里各祭拜一番,要给天地爷、灶王爷、张先爷等各个神灵找好住的地方,最后人才能搬进来,好得到神灵的庇护。但楼房的设计显然没有考虑到神灵的住处,连根房梁都没有,想挂串铜钱都没地方挂。而且新楼房太过于干净了,光明几净,纤尘不染,散发着寒气,广寒宫似的,吓得外婆和母亲都不知道该把脚往哪里放。

她们像一对老姐妹,寸步不离地相跟着,从一个卧室悄悄挪到另一个卧室,一会儿又从卧室挪到浩大的客厅里,客厅里的电视终日哇哇响着,她们并不看,只是听听声音,大约是这样显得屋里人多。她们在沙发里窝一会儿,又跑到阳台上,站在阳台上往下一看,又大叫头晕,说怎么把人吊到半空中来了,血压都高了呵。外婆开始是坐立不安,过了两天又变得萎靡不振,嘴里不停地抱怨,太闷人了,太闷人了。我心想,以前住在胡同里也不过就是她们俩做伴,却没听她们喊寂寞,大约是因为那胡同里住着一些她们想象中的神灵和鬼魂,在一起久了便也成了邻居。在楼房里,人、神灵、鬼魂和睦共处的环境被打破了,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人,所以忽然觉得很是寂寞。

外婆把她爹妈的老照片挂在了墙上,两个死去多年的老人被请回来,端坐在墙上,像是忽然拥有了一种神格。她还嫌不够,又在一张纸上画了个粗糙丑陋的菩萨贴在雪白的墙上,见没人反对,便又画了一张更丑的贴了上去,前前后后居然画了八个丑菩萨贴了上去。她还是觉得不妥,又把一盆君子兰摆在菩萨们前面,给它们装饰一番,之后还是觉得不妥,又用盘子盛了三个苹果两个梨一把红枣,都摆在了菩萨面前,请它们尽情享用。然后她便坐在菩萨面前,小声地和它们说话,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过去嘘寒问暖。

我鼓励母亲和外婆多下楼,在小区里多走走,好结交一些新的邻居。她们一开始拒绝下楼,后来慢慢地开始试探着下楼,再后来,一旦下楼就不愿回来了,还得我跑出去到处找她们,把她们捉回来。

…………

全文首发于《钟山》年第3期。

头图来自网络,侵权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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